竞争的法则，跟战争的法则，其实是完全两个层面的东西。
商业竞争是一套合法框架下的较量，但战争则不一样，对手几乎不会考虑任何的规则和限制，会不择手段地来完成自己的战略目的。尤其在芯片领域，美国甚至可以不断更改规则——你适应了一套，它立马换一套新的来对付你。
比如在2018年，美国商务部用“实体清单”的方式制裁了福建晋华，直接导致了后者的停产（目前已复工）；在尝到了“甜头”后，2019年华为也被列入了实体清单，限制美国企业为其提供产品和服务，比如EDA软件和Google的GMS。
在发现这些手段无法完全“消灭”华为之后，美国改变了规则：从2020年5月开始要求所有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都不能给华为供货，比如台积电的代工，这直接导致了海思的停滞和华为手机的大幅萎缩，给中国产业链带来每年超过千亿的损失。
而在之后，拜登政府更是把火力目标从“企业”上升为“行业”，大批中国企业、高校和科研机构先后被列入禁令名单。到了2022年10月7日，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（BIS）发布了新的出口管制条例，几乎直接给中国半导体设置了“天花板”：
16nm或者14nm以下的逻辑芯片、128层或以上的NAND存储、18nm或以下的DRAM集成电路等均被限制出口，而算力超过4800TOPS和互联带宽超过600GB/s的计算类芯片也被限制供货，无论是代工还是直接销售产品。
用华盛顿某智库的话来讲就是：特朗普瞄准的是企业，而拜登打击的是行业。
在阅读《三体》小说的时候，普通读者很容易理解智子锁死地球科技的阳谋；但在现实中，不少非产业界的人在旁观芯片禁令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认知：只要你遵守美国的规则，就不会被针对；你被针对，就说明你做了错事。
有这种认知很正常，因为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“竞争”的框架中。但在“战争”里，这种认知可能是一种错觉。这几年不少半导体高管反映：当企业的自主研发开始涉足先进领域时（甚至只是预研），就会遇到一堵无形的气墙。
高端芯片的研发，基于的是一套全球技术供应链，比如要做5nm SoC芯片，需要跟Arm买内核，跟Candence或Synopsys买软件，跟高通买专利，跟TSMC协调产能……只要做这些动作，就会进入到美国商务部BIS监管的视野之中。
一个案例是某手机厂商旗下的芯片公司，在台湾开设了一家研发子公司，吸引台湾本地人才做消费级芯片，但很快就遇到了台湾相关部门的“调查”。无奈之下，这家子公司被剥离出母体，作为体外的一个独立供应商，但也得小心翼翼。
最终，在一次被台“检查机关”突袭搜查并带走服务器后（并没有发现任何违规），这家台湾子公司被迫关闭。而几个月后，其母公司也干脆主动解散——高层发现在不断变化的禁令下，只要是高端芯片项目，就有被“一键清零”的风险。
的确，当不可测的业务遇上喜欢酱香科技护城河的大股东，结局基本上是注定的了。
这种“一键清零”的能力，本质上是美国将之前奉行的“基于自由贸易的全球产业分工”，变成了一件攻击敌人的兵器。而为了粉饰这种行径，美国学者还特意发明了一个专业术语：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，即武器化的互相依赖。
看清楚这些之后，很多之前争议的事情就没必要再讨论了。比如再去讽刺华为违反伊朗禁令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人家已经明说“伊朗只是一个借口”；再去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也显得可笑，因为美国反手就掏出530亿美金，来补贴芯片制造促进回流。
克劳塞维茨曾说：“战争是政治的延续。”芯片战争也一样。
可能是天意，也可能是巧合，在芯片激战正酣的时刻，以AI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又开启了。
2022年底OpenAI的一声炮响，给碳基人类带来了新大陆，也让芯片战争成为一个更广范围内对决里的一部分。事实上，美国已经限制中国科技公司获取最新的AI芯片，而据称禁止美国资本投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计划也在筹划之中。
众所周知，产业革命的早期（启动期）是新技术层出不穷、新模式眼花缭乱、新巨头破土萌芽的阶段，这个时候如果不能紧紧跟住核心技术的变化，后面的差距可能会被越拉越大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后面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追赶。
在第一次工业革命（蒸汽机）启动的时候，中国当时在闭关锁国；第二次工业革命（电力）启动时，正处于动荡的晚清末年；第三次工业革命（计算机）启动时，新中国虽然当时在同步追赶，但进度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很大。
因此，历史的每一笔脚注都在告诉我们：这次千万不能被拉下。
所幸地是，中国在AI领域还是有一些家底，从2012年开始互联网大厂和创业公司就在持续地涌入AI领域。尽管这次发现新大陆的还是美国人，但放眼望去，全世界在后面紧追的国家似乎也只有中国了，这一点不需要妄自菲薄。
但不利因素也有不少。一是美国打芯片战的这套方法论，肯定会延续到人工智能领域，不过跟半导体的全球分工和超长产业链不同，人工智能大部分领域都是软件层面的创新，链条相对较短，被卡脖子的概率小于半导体（不等于没有）。
二是风投资金的青黄不接。由于地缘和中概股的影响，美元基金募不到资已是公开的秘密，而人民币市场受地方财政影响较大，因此现在国内的AI创业浪潮远不如10年前的移动互联网，跟硅谷目前热火朝天的景象也相差较远。
而在基础创新上，目前国内差距还比较大。发明晶体管的贝尔实验室和推出GPT的OpenAI本质上都是由大公司“养起来”的（前者是AT&T，后者是微软），中国目前缺乏这类角色（政府出资的北京智源和上海AI Lab是一种可选项）。
如果在创新领域无法保持齐头并进，就会有种“你要敢开源，我就敢创新”的尴尬。
而新技术革命爆发的前几年，积极拥抱的国家极有可能打造出跟对手之间的“代差”。比如英国人1915年发明坦克，但德国率先以坦克为中心组建成装甲军，战斗力远超周边其他国家，之后便用闪电战几乎扫平了整个欧洲大陆。
美国的军事部门跟技术部门的合作向来通畅——民兵洲际导弹曾经是集成电路最早的大客户，一度消化了20%的出货量。而诸如像Palantir和Ghost Robotics等美国国防供应商，在今年年初就已经推出了融合最新AI技术的军事产品。
毛泽东曾说过：“抗日战争快不得，解放战争拖不得。”同样的句式套在当下的场景就是：芯片之战快不得，AI之战慢不得。
1900年，全球钢铁产量是2800万吨，石油产量是2000万吨。到了2022年，两个数字分别变成18.8亿吨和2.04亿吨——钢铁和石油，无疑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人类构建工业文明的基础原材料。而在21世纪，硅片是新的钢铁和石油。
珍珠港事件爆发前，美国禁运的重点就是钢铁和石油，强大的冶金和炼化能力军事胜利的基础；莫斯科战役失败后，德国拼了命也要向高加索挺进，为得就是夺取巴库油田——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战略资源，失去就等于失败。
我们正处在一次史无前例的工业革命和大国博弈的交叉点上。尊重规律，保持敬畏，充满信心，黎明就一定会到来。
作者：戴老板
编辑：李墨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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